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家群的世界意识(3)

第二，20 世纪30 年代的现代派诗歌。20 世纪30年代初，上海现代派诗歌的出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以此来表达中国人的感受。如戴望舒20世纪30年代曾经游学法国，西方意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以法国象征派影响最大。戴望舒的名作《雨巷》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又让人联想起魏尔伦的《秋之歌》，这与戴望舒翻译过魏尔伦的诗作有着极大的关系。再如擅长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描绘中国人现实生活的艾青，承认自己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他描绘中国农民生活场景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具有凡尔哈伦诗歌中的淳朴乡土气息。艾青还称自己有一支从“波德莱尔和兰波的欧罗巴”带回来的芦笛，他因此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

第三，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小说，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他们将自己的上海都市生活体验试着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技巧来表现，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家群也主动让中国文艺走出去，梁宗岱、林语堂等人是典型代表。1930年，梁宗岱完成了《陶潜诗选》的法语翻译，由巴黎勒玛日出版社出版发行，瓦莱里为该书作序。瓦莱里称梁宗岱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作家，通过梁宗岱的陶潜译诗，他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1935年，林语堂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浮生六记》翻译为英语，介绍给西方读者，他称书中的女主角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性。林语堂还翻译当代作品，他将谢冰莹利用行军作战空隙，以双膝为写字桌写出的反映征战途中见闻的急就章《从军日记》翻译成英语，在《中央日报》英语版上连载。除了翻译，林语堂直接用英语写出的一系列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格局。邵洵美也用英语写了介绍中国新诗发展历程的长篇论文《新诗的历程》，并与项美丽合作，将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

五、结语

“五四”作家区别于过往文人的主要精神特征，就是强烈而清醒的世界文学意识。这种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是“五四”作家成为现代作家的主要标志，也是“五四”作家睁眼看世界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作家群将“五四”作家的世界意识推向了高潮，创造了现代文学的辉煌，也证明了与世界深度交往和交流，是推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法宝。

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刘献彪认为，“比较文学”这个名词首次传入中国，是章锡琛翻译的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20年发表于《新中国》杂志。见刘献彪：《比较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法〕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351—352页。

上海自开埠以来，世界各种新思潮、新技术进入中国，都首选上海登陆。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其经济实力和开放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的作家定居上海，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出版与交流，将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了20世纪的高峰。一、翻译世界文学和设立世界性期刊栏目20世纪30年代，翻译文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上海，翻译文学尤其注重对世界文学名著系统性的翻译出版，典型的例子就是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世界文库》是一套在20世纪30年代很有影响力的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各国文学名著的大型丛书，郑振铎在《发刊缘起》中广泛列举了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19世纪到当代的名家名作，并称编选《世界文库》的目的，便是用最便利的方法有计划地介绍和整理世界名著，并呈现于读者的面前。在这种编辑意识的指导下，加上全体翻译家的共同努力，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广泛系统的翻译，《世界文库》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坛的最高努力。此外，郑振铎还主持编写了以较大规模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短篇小说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他与各位编译约定，每个国家的短篇小说要从最早时期选到现代，每卷卷首要有导言，概述这个国家短篇小说的发展情况。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期刊也普遍设立了有关世界文坛的栏目，或者出版翻译文学专号。如1928年1月创刊的《现代小说》月刊设有翻译小说和海外文坛栏目，3月创刊的《新月》设有海外出版界栏目，9月创刊的《大众文艺》设有各国新兴文学概况栏目，10月创刊的《长虹周刊》设有外国文学评述、英语作品等栏目，12月创刊的《文艺生活》设有国内外文讯等栏目。1929年9月创刊的《新文艺》设有翻译小说、翻译短篇等栏目。1930年1月创刊的《拓荒者》设有翻译小说、国内外文坛消息、世界文艺运动等栏目，10月创刊的《前锋月刊》设有“最近的世界文坛”等栏目。1931年1月创刊的《世界杂志》设有世界故事传说、翻译等栏目，9月创刊的《北斗》设有世界文艺名著选译等栏目。1932年5月创刊的《现代》设有国外文艺通信、现代美国文艺杂话、国内外通信、中外文化消息等栏目，9月创刊的《论语》设有西洋幽默栏目。1933年3月创刊的《读书与出版》设有国外作家消息栏目，7月创刊的《文学》月刊设有国外通讯、翻译小说、外国作家研究、翻译、世界文坛展望、文学理论名著译解、译丛等栏目。1934年2月创刊的《人言》周刊设有海外琐闻、国际评论、欧行杂记、国外通讯等栏目；4月创刊的《人间世》设有西洋杂志文、译诗、长篇译作等栏目；9月创刊的《译文》月刊是第一本专登翻译文学的杂志，出过罗曼·罗兰、高尔基、普希金、狄更斯等人的专号。1936年9月创刊的《中流》设有翻译批评、名著介绍等栏目，同月创刊的《西风》设有西书精华等栏目。二、民间国际交往和刊名体现的世界视野20世纪30年代，上海开放的文化氛围也使各国文艺界人士到上海交流访问成为常事，除了政府组织的活动，更多的是民间人士自发友好的交往。1928年4月，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横光利一访问上海，在日本人集中的虹口地区住了一个月，回日本后写出了取材于“五卅惨案”时期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海》。1928年11月，为中国道家哲学深深吸引的美国戏剧家奥尼尔携新婚妻子访问上海。一个学戏剧的上海学生送给奥尼尔一尊摇着蒲扇的济公塑像，林语堂赠送给他一本《老子》著作，奥尼尔在认真研读之余和同行的朋友共同探讨老子哲学。1932年10月，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召开，法国作家古久列出席了会议。会后，他为《现代》写了一篇题为《告中国知识阶级》的长文，同时要求施蛰存等作家给他提供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简报。1933年2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77岁高龄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环游世界”途经上海，各大报刊竞相刊载有关萧伯纳情况的介绍，萧伯纳的到来是当时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1933年7月，美国左翼作家休士访问上海，上海文艺界委托《文学》社出面，联合《现代》社、中外新闻社等代表招待休士。1933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沪访问林语堂，从此两人结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在赛珍珠的帮助下，林语堂在美国出版了大量的介绍中国文化的畅销书。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刊的杂志的刊名也颇能体现上海都市的开放特色。众所周知，期刊刊名是期刊的点睛之笔，简练而指涉性强，能彰显期刊的定位。20世纪30年代涌现了不少带有“世界”字眼的刊名，如1931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的《世界杂志》月刊，1933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国际文化》月刊，1934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世界知识》半月刊，1934年10月1日创刊于上海的《世界文学》双月刊，1935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世界文库》大型文学丛刊，1936年11月15日创刊于上海的《世界文化》半月刊。这些带有“世界”字眼的刊名彰显的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国际都市的地位，以及上海市民普遍推崇的国际比较视野和世界文学眼光。三、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作家群定居上海20世纪30年代，上海开放的文化氛围也吸引着当时中国的文学大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郁达夫、丁玲、沈从文、林语堂、施蜇存、叶灵凤、戴望舒等到上海长期定居，或将作品交给上海的媒体发表。开放的上海不仅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良好的创作环境，而且众多在上海开办的书局和书店也为生活在上海的文人提供了汲取世界各地新文学思潮的便捷途径。例如，1928年春，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定居上海，由于郁达夫没有固定的收入，全靠卖文为生，所以每隔两三天，郁达夫就会带上王映霞去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开的书店里坐坐，看看新书、新杂志的销路。在王映霞的回忆里，“一到内山书店之后，他（郁达夫）总要我安心坐等，他自己则去找刚从日本寄到中国来的新书和杂志。挑选了一大堆之后，便笑逐颜开地告诉我说，这些都是不易买到的书”。根据施蛰存的不完全回忆，当时的四川路有两家英文书店，淮海路有法文书店，虹口有日文书店，还有几家卖国外杂志的书店，每个月在书店都可以看到新书，每天都可以看到新杂志，上海的文化交流与世界同步。20世纪30年代，在汇聚上海的作家中，许多人是留学生。留学生是近代以来知识群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当时上海主要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几乎全部都是留学生，他们直接读各国原著，在感受原著的魅力中拉近了与世界文学的距离。如鲁迅精通日语、德语，郭沫若、郁达夫精通德语、日语和英语，巴金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和世界语，瞿秋白精通俄语，夏衍、郑伯奇、刘呐鸥、田汉、谢六逸、张资平等精通日语，傅雷、李健吾、穆木天、李青崖、艾青、黎烈文、徐霞村等精通法语，丰子恺、钱歌川、成仿吾精通英语和日语，戴望舒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多门欧洲语言，梁宗岱精通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叶君健精通英语、世界语、丹麦语、挪威语等，梁实秋、徐志摩、林语堂、邵洵美、郑振铎、茅盾、朱湘、洪深等精通英语。即便是没有留学经历的上海作家，也重视学习外语，从而精通一两门外语，如施蛰存精通英语和法语，赵家璧、周瘦鹃、程小青精通英语。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作家还乐于与国外的文学研究者书面或当面交往。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中保存着鲁迅和日本朋友的多封日语书信，且在《鲁迅日记》里登场的日本人不少于二百余人。1933年，鲁迅亲自会见过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通过《文学》杂志社以及内山书店搭桥，1931年前往中国考察的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也同鲁迅取得了通信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上海与中共以及亲共的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有来往，她和鲁迅、宋庆龄等都是朋友。林语堂、邵洵美等作家有非常要好的外国文艺界朋友，两人是由中外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国际笔会上海分会的活跃分子，多次参加在沪外籍人士组织的文艺沙龙。梁宗岱在留学法国期间和罗曼·罗兰以及瓦雷里有密切交往，1927年至1928年，他先后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洲》（Europe）杂志上发表了两首法语诗和一首王维诗歌翻译，后来他又把陶渊明的十几首诗和几篇散文翻译成法语寄给罗曼·罗兰，受到罗曼·罗兰的赞许。20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中外文人的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比较文学思想也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1929年至1931年，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新批评派大师瑞恰慈教授在清华大学任教，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这是“比较文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东华据英、日两个译本转译的法国洛里哀写的《比较文学史》，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译著，洛里哀在该书结尾处热情洋溢地预言：“我们现在已将近思想上世界大同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无论何事已都有这样的趋势。……从此世界的全人类将由文学、艺术、商业、实业等等，表现出它们的大同精神，将不复为从前的国别所限制。”傅东华在译者序里认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名称不同，实则为一。四、与世界广泛交往催生的耀眼文学成果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家群与世界的交流，催生了现代文学史上三个突出的文学流派。第一，与国际左翼文学同步发展的中国左翼文学。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左联”是国际左翼文学思想对中国影响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左翼文学主要是学习苏联，苏联的左翼文艺理论被认为是较早较成熟的理论，受到中国左翼文学家的关注。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理论著作，被左联代表人物瞿秋白、冯雪峰、鲁迅等人翻译成中文，作为学习的样板。1932年，周扬将全苏作家协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即“拉普”作家的作品也被广泛介绍到中国，如马雅科夫斯基的长诗《列宁》、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作品无论是描绘战争的残酷，还是歌颂建设者的英雄主义，都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产生了影响。第二，20 世纪30 年代的现代派诗歌。20 世纪30年代初，上海现代派诗歌的出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以此来表达中国人的感受。如戴望舒20世纪30年代曾经游学法国，西方意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以法国象征派影响最大。戴望舒的名作《雨巷》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又让人联想起魏尔伦的《秋之歌》，这与戴望舒翻译过魏尔伦的诗作有着极大的关系。再如擅长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描绘中国人现实生活的艾青，承认自己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他描绘中国农民生活场景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具有凡尔哈伦诗歌中的淳朴乡土气息。艾青还称自己有一支从“波德莱尔和兰波的欧罗巴”带回来的芦笛，他因此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第三，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小说，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他们将自己的上海都市生活体验试着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技巧来表现，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家群也主动让中国文艺走出去，梁宗岱、林语堂等人是典型代表。1930年，梁宗岱完成了《陶潜诗选》的法语翻译，由巴黎勒玛日出版社出版发行，瓦莱里为该书作序。瓦莱里称梁宗岱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作家，通过梁宗岱的陶潜译诗，他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1935年，林语堂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浮生六记》翻译为英语，介绍给西方读者，他称书中的女主角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性。林语堂还翻译当代作品，他将谢冰莹利用行军作战空隙，以双膝为写字桌写出的反映征战途中见闻的急就章《从军日记》翻译成英语，在《中央日报》英语版上连载。除了翻译，林语堂直接用英语写出的一系列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格局。邵洵美也用英语写了介绍中国新诗发展历程的长篇论文《新诗的历程》，并与项美丽合作，将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五、结语“五四”作家区别于过往文人的主要精神特征，就是强烈而清醒的世界文学意识。这种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是“五四”作家成为现代作家的主要标志，也是“五四”作家睁眼看世界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作家群将“五四”作家的世界意识推向了高潮，创造了现代文学的辉煌，也证明了与世界深度交往和交流，是推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法宝。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刘献彪认为，“比较文学”这个名词首次传入中国，是章锡琛翻译的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20年发表于《新中国》杂志。见刘献彪：《比较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法〕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351—352页。

文章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cjdxxbzz.cn/qikandaodu/2021/0112/4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