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现代财政制度财税改革四十周年浙江经验高(2)

一、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莫红民认为，浙江省的“省管县”财政体制虽然在过去的40年里给浙江省带来了一定的发展优势，但是县域经济发达的同时也抑制了地级市的发展壮大。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教授认为浙江省的省直管县改革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浙江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的财政体制，浙江省应更加关注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上海财经大学付文林教授认为浙江经验可行的原因在于浙江财政制度改革更加强调激励，一方面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悠久，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低，改革阻力小，另一方面浙江地区之间也相对均衡。西南财经大学刘蓉教授认为浙江省因地制宜的创新经验及强烈的创新意识值得全国学习，但其他省份在借鉴浙江经验时应注意结合自身情况，比如省直管县改革就不适合面积较大的四川省。辽宁大学王振宇教授认为浙江财税处于良性循环，具有激励相容机制，调动了省以下的积极性，虽然浙江经验具有特殊性，但是某些经验还是值得推广和借鉴，财政制度在顶层设计时应权衡考虑采取逐级代理机制和跨级代理机制的优缺性。山东大学李齐云教授认为“省直管县”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应明晰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和财力划分，统筹分配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财力，理顺行政体制衔接等问题。关于财力分配，付文林教授认为中央集中财力将会是常态，今后更加可行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依地区差别按比例分类地优化共享税制度，而不是大力培育地方主体税。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财税支持

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发达，财政与民营经济间的关系也备受瞩目。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财政应如何完善扶持举措、创新扶持方式以帮助民营经济走出困境？对于此，首都经贸大学姚东旭教授提出再进行一轮“国退民进”。哈尔滨商业大学曲振涛教授认为，政府应该确立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价值观，解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和风险的平衡；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方式包括由政府主导的“闸门模式”、国有和民营对立的“跷跷板模式”及国有和民营经济协调同步的“同舟共济模式”。厦门大学童锦治教授认为，政府出手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不是长久之计，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才是有效策略。增值税影响了企业的组织架构、业务模式、购销行为，从而存在非中性特征，因而政府应避免对民商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提供更加中性的税收制度。北京大学刘怡教授以云南省为例，指出尽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但税收竞争普遍存在。南京财经大学李林木教授基于G20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企业的社保费和总体税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原因有三，一是各地社保费费率高，费基差距大，导致企业间社保费负担差异大，征管较严地区社保费负担普遍重；二是增值税设计的内在缺陷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般纳税人的负担；三是企业所得税尤其是优惠政策的设计还有待改进，负担不够合理。周广仁博士认为，为保证社保费率水平不因征收机关的改变而加重，应当降低平均名义费率。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教授指出，当前我国税费缴纳基数核定存在规则不明确等问题，可能导致企业负担不公平；养老金、社保费缴纳后的受益规则不明确，存在缴纳多收益少的问题，在激励机制也上不利于居民积极缴纳。山东财经大学谢申祥教授认为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财政制度中安排了大量产业扶持政策，需要重新检讨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

三、浙江经验总结与深化改革方向

浙江省财政干校余丽生校长概括浙江财政四十年的三大变化：财政“蛋糕”规模做大、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和地区财力均衡。财政改革的特色制度主要是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三个子”公共预算改革和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等。财政改革特点主要包括财源建设、体制机制、收支平衡、风险防范和规范管理等。东北财经大学孙开教授认为浙江财政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聚焦基层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第二，注重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小；第三，注重保持省一级调控能力，财政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认为浙江改革的四个方面值得借鉴。第一，浙江改革更符合市场需要，浙江在如何定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方面做好了“减法”；第二，浙江改革具有持续性；第三，强调合作共享、风险共担。第四，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准确，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职能。中山大学刘虹教授指出，广东省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均稳居全国第一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但与浙江省相比，广东省内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很大，因而浙江经验值得借鉴。

文章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cjdxxbzz.cn/qikandaodu/2021/0507/6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