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学者的财政人生：访上海财经大学公共(5)

“感觉您个人经历挺丰富的？”“对，蛮复杂的。”刚见面，一问一答间笔者开始了与本期“大家”专访对象刘小川教授的交流。整个采访过程中，小川教授的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回，时而从过往的经历牵出现在的想法，时而在当下探讨的话题中引入近期发生的事例，其纵横开阔的思路考验着笔者对于整个采访的掌控能力。而小川教授给笔者更为深刻的一点印象则是其能够随时进入深度思考的能力与分析问题时的全面与冷静，让笔者感受到一名具有多种教育背景和不同工作经历的财政学者的扎实功力，以及一位科研教学管理者内心的忧思与担当。刘小川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在财政理论、税收学、公共政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期间亦曾为农场知青、工厂工人、机关干部；于南京大学商学院执教十五年后，自2004年起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任职……翻看小川教授的履历，一方面是其职业性质的多次跨越，另一方面是教育背景、学术教研环境的几次变迁，这种“跨界”经历看上去颇耐人寻味—— 为何最终跨入学术界做一名学者？为何最终选择上海财经大学耕耘财政？“跨界”经历又对其在财政领域的学术科研工作影响几何？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专访了刘小川教授，了解到这位“跨界”学者的财政人生。“跨界”始于曲折求学路“本来以为下乡后就在农村待一辈子了，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出来的机会”，刘小川教授说起自己的知青经历时这样回忆道。小川教授成长于江苏省南京市，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放至汤山林场，按照当时的规定作为长子的他本可以留在城市里，但为了让弟弟能分配到大的国营企业，小川教授选择了下放至农村，当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全镇的大多数知青都去参加了那次动员大会，“那时候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就突然说可以高考了，知青都聚在一起，大家真是非常兴奋”，当年的情绪似乎浸入了小川教授如今的讲述中。在跌宕的年代里有一点改变现状的希望照亮生活时，抓住这点希望便成了多数人的唯一选择，然而真正能够握住希望、握住机会的则是真正投入与刻苦之人。小川教授在第一年高考失利的情况下，第二年成为当年下放农场所在辖区唯一考上大学的知青，且被录取至南京大学经济系，当年插队的队长后来遇到小川教授时说：“刘小川，你可是当年知青中最刻苦、最用功的啊。”而小川教授本人对于当年的学习状态似乎记不太清了，只有印象中相对较深刻的近乎满分的数学成绩——99分。然而，与很多从事学术科研工作的学者不同，本科毕业后的小川教授并未进一步在学业上深造，而是服从了当年的国家分配到了条件艰苦的苏北地区徐州市锻压设备厂，半年后又调至徐州市经济委员会，“尽管是在机关单位工作，但心里想的还是要回南京，”小川教授说道，“因为家里没有关系调动工作，也只剩下考研这条路。”工作了几年后的小川教授在当时单位领导的“阻挠”下考入了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研究生，此时的他也已进入而立之年，在笔者看来，可能就是凭着一股子勤奋读书的坚毅劲儿，小川教授最终走上了学术道路，并在学术道路上获得肯定、结出硕果。“即使在读研期间，我对于‘研究’仍然没有概念”，小川教授坦诚地向笔者讲到，直到毕业论文答辩时一位老师的肯定给小川教授此后进行学术科研树立了信心。这位老师是杨君昌教授，中国第一位MBA，也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第一位博士，他是当年小川教授毕业答辩委员之一、亦是当时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常务副校长，杨君昌教授不仅肯定了这篇毕业论文，后又将小川教授的这篇文章推荐至《财政研究》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而且是在《财政研究》这本财政学界的权威杂志上，这极大地鼓励我继续搞研究”，自此小川教授回到南京大学在财政金融教研室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学者生涯，直至十五年后的2004年，基于家人的因素和个人学科发展的考量，小川教授再次面临着事业道路的选择。这一次，他决定到上海财经大学这一有着优良的财政学科发展土壤的地方。而此时来自经济财政界的一些大家前辈的器重，诸如南京大学商学院领导的挽留以及当年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刘溶沧老先生的北上邀请，小川教授都婉拒了：“发自内心地讲，选择上财是因为我深知上财的财政学团队是非常好的，老一辈给我们授课的席克正、曹立瀛等大家自不必多说；在我读研期间与后来的中青年这一代骨干一直保持联系，我知道这是一支非常团结的团队，所以对我研究的财政学科而言在财大的发展比在南大要好，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今距离小川教授从南京“转战”上海也已经近十年的光阴——“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很正确的，一则我们上财在国内财政学科基础较好，二则在财政学研究方面我们始终瞄准前沿，大家很团结也很用功地做成了一些有影响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做研究的一种追求吧”，小川教授颇有感慨地总结道。学术成于自我把脉方向纵观刘小川教授的科研成果会发现很多财政以外的研究内容，诸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推动研究”、“南京会展经济的发展定位及策略选择”，《当代经纪人教程》等，也会发现很多具有国际化视野、前瞻性探讨的研究成果，诸如“面临跨国公司竞争：我国的税收政策选择”、《经济全球化的政府采购》等，“这与我在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背景有关”，小川教授笑言。南京大学作为一所久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其宏观经济研究成果卓著，“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性大学的研究氛围是不同的，南大的宏观经济研究氛围浓厚，尽管我是搞财政的，但我身处这一氛围当中也顺应了这一潮流，在金融、产业经济等多领域做过研究，涉猎面较广，到财大后我的研究焦点才逐渐集中到财政领域，但在南大的研究和积累对我之后的财政学研究帮助很大，不仅培养起一种宏观开阔的视角视野，对于我在科研过程中多角度多元化分析研究问题也大有裨益”，小川教授回顾道。也许正是这一教育背景和科研环境的转换，使得小川教授在学术领域内的“跨界”研究以及交叉学科研究发展方面更有心得也更有发言权。笔者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品牌“千村调查”项目第四期首席专家即为刘小川教授，其带领的专家团队既有本校本院的教授学者，亦有学校其他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等外校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正是这样一支跨学校跨专业的专家团队，围绕 “粮食安全”主题组织学生奔赴全国各地实地调研，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形成了颇具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并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力。而这一成绩取得的背后凝结着小川教授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的智慧和心血，在笔者看来，小川教授之所以胜任“千村调查”这一项目的首席专家，一方面得益于其学术调研的宏观视野和高度与深度的把握，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对于跨专业跨学校团队建设与管理的驾驭和协调能力。“我们最近向中央相关分管领导递交了两份报告，一份关于农村宗教问题，另一份关于农村文化问题，就是想切实通过我们的研究给国家决策层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提及“千村调查”，小川教授向笔者介绍道，此前小川教授结合“千村调查”资料撰写的专题要报《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隐患及对策建议》等也已获得中央领导的批示和认可。而提供决策咨询、进行政策研究也是小川教授近几年来学术研究的又一方向。来到上海财大最初的几年时间，小川教授一直致力于学术理论研究，主持撰写过两期《中国财政发展报告》，并且在政府采购和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版相关专著，在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和财政部条法司的委托下主持了在全国也颇有影响力的《预算法》修订的相关研究。而今从理论研究转向政策研究，小川教授有着自己的定位和思考：“政策研究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随着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提升，以及社会发展情况的千变万化，从中央到地方都逐渐有了建立智库的需求，即需要学者为其决策出谋划策。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学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其理念和经历的相对单一以及对实务工作了解的缺乏使其转向政策研究出现了困难和障碍，这就造成了这一领域的市场供应不足。我以及我们财政学科团队中的几位骨干老师都有相对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这就有利于我们在政策研究上多做些工作，把年轻教师也带动起来，一则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开拓更宽广的渠道，二来也为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学者应有的贡献，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从综合性大学到专业性大学的“跨越”培养起小川教授在经济财政领域宏微观研究视野上的收放自如，而这种学术上宏微观研究视野的收放自如又使得小川教授不论深入一线教书育人还是组建管理复合型人才团队亦多了一份游刃有余。同时，上海财大财政学科始终把握的前沿视角、各司所长的学术氛围以及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也使得小川教授对个人研究方向的把脉与定位更为清晰、精准——“一方面政策研究是我当前的学术发展方向，另外一方面我把自己定位在如何培养新人这一位置上，即以我的能力尽量创造一些机会，搭建一些平台，把学术上有潜力有能力的新人推上去，让他们把我们这个财政事业延续下去”，小川教授颇有些激动地说道。当学术跳出个人的圈子，财政这门学科的建设研究便不止于个人的成果建树，而是成为小川教授心目中需要持续发光发热的一份事业。建设财政学界高端智库的信心与挑战2012年8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基于“问题导向”与“国家急需”，围绕“发展财政与国民经济转型”、“民生财政与和谐社会构建”、“绩效财政与政府职能转变”三大研究方向，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与公共财政建设有关的政策制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通过课题研究的协同机制、人才培养的学术访问交流机制和服务社会的成果发布推广机制等机制创新，建设成为一个跨学科、开放性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高端决策咨询智库。作为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刘小川教授无疑是这一系列部署规划的推动者和具体执行者。采访过程中与小川教授不同的话题探讨中总能说回公共财政研究院的建设问题，可见这是当前占据小川教授最大 “内存”的事业。“我们公共财政研究院的目标就是将其建成国内财政学界的最高国家智库！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进一步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小川教授很干脆地对笔者说道。智库，即智囊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美国有着相对发达的智库，全美大约有2000多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仅华盛顿特区就有100多个。同时，在欧洲与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效应比较明显，成果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在中国发展还不够成熟、发挥作用还不够明显的机构形式，近来越来越多地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不仅中央领导提出“建设高质量智库”、“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地方推动力度也在加大、社会探讨的声音越来越多。高校本身有着构建智库的优势，如何发挥好这一智力和学术科研方面的优势搭建起合作、协同、创新的研究相关公共议题的平台亦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小川教授讲到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肯定是基于学术研究这一核心任务来展开，以此来带动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影响和外部交流功能。“我们是力主建立一个跨学科、跨校际、跨国度的研究院。例如在跨学科方面我们学术委员中吸收了很多非财政学专业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研究法律的刘剑文和沈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收入分配的李实教授、中山大学研究政治学的马骏教授等等；比如跨国度，一方面我们希望学习国外好的做法来规范我们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与国外智库建立联系、直接对话，进行交流与共同开展研究”，小川教授讲起公共财政研究院的建设滔滔不绝，让笔者看到这位执行院长在公共财政研究院建设中的满怀信心。“这是不是意味着从一个纯学术研究平台转向一个决策咨询、政策研究的综合型平台？”笔者问道。“对，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在公共财政研究院的框架下我们的教师进行学术研究还是有两条路径的选择：智库中会提供一些专题给有兴趣进行纯理论研究的学者来做；另外我们也更为注重应用学科研究，为这方面有兴趣的学者创造条件。我们已经吸收专职研究人员以及聘请特约研究员；同时也通过向实务工作部门输送我们的理论研究者、通过组建不同的团队进行相关课题研究来探索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智库平台的构建机制。”小川教授详细地回应了笔者的疑问。吸收各类人才、组建强力团队是打造智库、做好学术研究、提升政策研究能力这一核心要务的基础所在，而总结研究成果、将专家声音发布给决策层则是智库与政府之间产生“旋转门”效应的有效路径——“在这方面我们也已逐步建立通道，准备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总结成专家建议向相应层级的决策领导不定期发布我们的专家声音，希望我们的研究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产生一定实效”，小川教授向笔者介绍着研究院正在一步步落实的工作，“此外，我们也在准备建立地方财政数据库，希望通过数据库这种基础性的建设和研究来提升舆论引导能力。”“舆论引导，怎么讲？”笔者追问。“国家决策很多方面看舆论，我们研究公共财政，老百姓也对包括公共财政在内的公共议题越来越关注，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在舆论引导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能够至少从学者的研究视角和客观独立的立场角度去引导舆论、建言献策，”小川教授如是说道。这似乎也透露出学者那份“达则兼济天下”的意识和责任。而笔者也愈发明确地感受到，打造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这一复合型多元化开放式的科研平台，小川教授这位“跨界”财政学者再适合不过。自然，在与小川教授的交流过程中，他亦表达出公共财政研究院建设中的曲折艰辛、学者独立中立身份时常受到挑战的压力，表达出当前学术圈学者鱼龙混杂缺乏基本责任感的忧虑等等，而说回自身的规划，小川教授则自始至终简单却坚定地表达了这样两点：一是为保证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科后备力量的跟进，承上启下推新人；二是为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这一财政学界高端智库的建成，千方百计谋发展。看似宏大，却字字句句透出这位“跨界”财政学者沉甸甸的忧思和担当。祝福他。对话刘小川教授谈做好学问的三大要素和两种模式：从我个人经历来看，做学问，首先一点，就是能够沉下心，不受外界的诱惑，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去了解各种信息。这是一个基本条件。第二，做学问要做得好，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团队。因为团队成员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这个很重要。如果团队成员都很有事业心、优秀进取，那么整体素质会非常高，对于个人发展也很有利。第三个条件，就是做研究，特别是像财政学科这类应用性很强的研究，一定要走入社会，不能闭门造车。了解社会上的变化，政策层面的动态以及国内外的情况，也很关键。因为有这种理念以后，会更有利于研究中准确把握重点。所以我认为做好学问这是三个必要的因素。还有一个问题，学者能够做出成就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单打独斗”，不受外界影响自己独立做研究，综合性大学这种现象非常明显。第二种模式就是团队合作。如前所述团队成员互相取经可以少走弯路，同时前人指点也有助于新人脱颖而出，因为学术界有时也需要“捧”，学术带头人适时推出有才干的年轻人，给其创造展现自己获得认可的机会，这也是团队的优势。但是这两种模式也有缺陷。第一种模式的缺陷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容易走弯路，花冤枉时间，因为缺乏人际交流，特别是应用科学靠“单打独斗”模式想出成果存在很多局限性。同时，团队合作也存在一定问题，团队领导或成员如有私心会造成很多矛盾。我之所以十分认可我们财大这支团队，因为我们财大的学科带头人对名利不看重，时刻为有能力之人创造机会与发展平台。所以采用什么学术科研模式，实际上是和学科性质、规划、发展以及学科带头人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总而言之，我们搞学术研究，可以提建议，可以组成团队，前提是尊重个人发展的意愿和兴趣，这个是很重要的。谈《预算法》的修订研究：关于《预算法》修订问题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共七份报告：第一部分是关于预算法的相关重大问题研究，共形成二份专题报告。第一份报告是财政部委托课题，题为《预算法修改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由三个子课题组成；第二份报告题为《中国预算法修订草案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由十六个子课题组成。第二部分是为有关部门领导提供《预算法》修订的法律建议思路，共形成二份报告。第一份报告题为《中国预算法修订草案若干重大问题的法律建议》，第二份报告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稿）>的修订意见》。第三部分是通过提供专家视角的预算法修订完整文本，供有关中央行政部门及国家立法机构参考，报告题为《中国预算法修订草案（专家版）》。第四部分是关于国内外预算法改革研究，共形成二份报告。第一份报告题为《2010中国财政发展报告-国家预算的管理及法制化进程》；第二份报告归纳了二十多个国家有关预算法的基本情况以及最新的预算法律文件框架资料，题为《国外预算法情况概述及法律资料汇编》。《预算法修订案》一旦通过，关键将聚焦于如何坚定而准确的执行问题，其前提自然是要有一个既能完整反映《预算法》内涵又能体现科学监督的《预算法实施条例》，我们团队正在着手对《预算法》实施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预算原则、预算调整、预算内控制度、政府与人大的预算监督、预算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关系、预算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预算体制、财政转移支付、预算平衡与债务、预算管理与预算绩效以及违法追究与处罚等问题。谈财政监督：我认为真正的财政监督是一种纵向横向相互交融的监督，并且这种监督是一种循环监督，不留缺口的监督。所谓纵向监督，延续上级监督下级的现有体制，中央层面的监督要做实人大，人大监督靠百姓和社会的监督，即纵向监督体系要圆起来，不能到了哪一层级出现监督缺失；所谓横向监督就是要保证社会监督，因为财政的所有问题即为公共之事，大家都可以发言，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和平台，让百姓发表诉求；且不管是横向监督还是纵向监督，首先要切实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做实人大监督这一方面就是要根据法律规定把人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一则人大组成人员要专家专职，即要有财政专业理论及实务工作背景人员组成来专司监督；另外还要建立人大代表反映社会诉求的民意收集反馈机制。

文章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cjdxxbzz.cn/qikandaodu/2020/1028/404.html